大学校门，该打开了

据媒体报道，近期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宣布恢复校友出入校权限，部分高校还允许家长和校外人员申请入校。

这种“有序开放”的渐进谨慎可以理解，毕竟大学人员高度集中，大学无小事，维护教学秩序对安全和安静有较高的要求，须在试探中恢复。

不少人在讨论“大学校园应不应该开放”的问题，这其实是一个无须讨论的伪问题，校园开放早已成为共识和常态，开放是必然的。对于长时段的社会常态，疫情只是“过客”，它带来的隔断只是“例外状态”，这种“例外状态”应随着疫情的结束而结束，回到大学应有的开放状态。

对于大学生来说，他们对开放的需求是刚性的，社交、实践、外卖、旅游、找工作、互享优质课程资源，等等，三年疫情中那些被隔断所压抑的“非必要”需要得到自由舒展。

老师的生活、科研、交流，大学与社会的合作，公众对亲近大学的需求，这些需要都很刚性。大学精神里本身就自带着开放的基因，它的安静，不是与世隔断、拒外人于围墙之外的安静，而是开放中冷板凳上静心做学问的安静。

前不久，北京大学的戴锦华教授在一个专访中提到：我原来非常错误地同情孩子们，觉得他们被迫待在家里，被迫在上网课，会有多么痛苦。后来很多家长跟我说，孩子不希望复课，不想走出家门，甚至恐惧走出家门，去真切地和他人“肉身”相遇。

这种封闭的心境，需要开放去疗愈，需要将那些被压缩、被封存的“非必要”释放出来，“坐两个小时昏昏欲睡的校车，去牵另一半的手”。

大学校园当然应该开放，如果对外开放之后出了什么“问题”，也不是开放带来的问题，而是管理不善带来的问题。隔断只是疫情带来的“例外状态”，大学千万不能形成对封闭隔断的依赖，享受“封闭管理”带来的管理便利，而不顾开放需求。

是的，封闭和隔断，也许能减少一些管理成本，师生员工身份单一，进出审批，方便管理者。但隔断带来的种种不便和心理问题，对科研、交流、实践带来的障碍，不容忽视。

“管理方便”不能凌驾于开放之上，大学应该适应开放带来的种种难度，在开放中倒逼精细管理能力的提升。

不过我更觉得，对于大学校园的开放，不只是大学管理者的问题，也与公众态度有关。大学与公众，就像邻里关系，大学校园的门怎么开，开多大，开到什么程度，取决于大学与公众的信任和友好程度。大学的开放程度，是大学和作为“邻里”的公众协商式开放的产物。

比如发达国家那些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大学校园，往往都跟所在地区和社区有着非常好的融和程度，大学在社区里，社区在大学里，有着很亲近友好的邻里关系。大学跟所在的社区一样古老，社区因大学而出名，居民到大学跑步，到图书馆看书，带孩子散步，甚至坐到教室后排旁听课程，保持着对大学教学秩序的充分敬畏，绝不会干扰教学环境。

人们走在校园里不会大声喧哗，不会当成景点那样去“消费”，商业化也有意识地与校园保持距离。一个地方治安状况越好，居民文明程度越高，大学也更愿意开放自身的资源，与社区互相成就。

这就是我说的“大学和公众的友好度”，校园开放不只是大学的事，也是公众所要努力的事，表现出对大学校园的友好：尊重大学作为教学单位的安静，维护其科研秩序，不能用商业化和娱乐化干扰、消费大学校园。

这里是学生求知的圣地，不是旅游景点，不是满足“到名校逛一圈晒视频到此一游”的打卡地，不是拿到朋友圈炫耀的名校“背景”，不是社交媒体的“话题热度标签”。

大学是一个社会的学术和思想高地，安静地走近，安静地路过，安静地凝视，安静地听课，带着对知识的敬畏。管理好自己的脚步，这种公众友好度下，大学校园也才会表现出更大的开放。

这就是友好协商的大学校园开放。

（来源：央视网微信公号）